最近，与《万隆︰球南学报》（Bandung: Journal of the Global South） 编辑委员会中的学者和谘询委员有过深刻的对话，分别从不同角度去反思西方大学的未来发展方向。由于高等教育全球化所造成日趋激烈的竞争，英国和其他西方大学也受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逻辑的影响，追逐世界排名。大学除了于教学质素和科研出版受到政府和公众监管之外，能否吸引外来资金收入（如研究资助）现便成为教学研究人员的主要被评审条件。
然而，长远来说，或有需要寻找一个往后发展支点，发展其特色和不可替代性，才可持盈保泰。不然的话，便会被高等教育全球化这权势洪流吞噬，失去了其历史使命和未来眼光。由于西方大学始于中世纪的天主教道修院，我会尝试开始从两组理念去探索大学于未来发展要面对的潜在挑战。
「万隆」精神︰「杰出亦平等」（“Equal among the Best”）
最近，笔者有机会与学报国际谘询委员波兰外交部亚洲及太平洋司司长大使Dr. Jerzy Bayer有过深刻交流。Dr. Bayer 回忆过去曾参与于不同国家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他仍非常记念一位已故和曾与他共事的巴西籍外交官。
话说这位巴西外交官被委派带领一个由不同国家人员组成参加于伊拉克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不幸，该名巴西外交官领袖于一次位于首都巴格达的汽车爆炸恐怖袭击中丧生，令人非常惋惜。Dr. Bayer 忆述，该名已故巴西外交官是他最为佩服的一位和平使者领袖。他的领袖才能和魅力的来源却来自他的柔和谦卑和深层民主精神。Dr. Bayer 便鼓励笔者要向这种罕有人格学习。他于是列出这人格的特点︰
一、作为一位和平领袖，他／她为人谦卑的特点在于他能预早洞察到队工组织内的人心变化。于一连串的互动中，他／她能很准确地掌握和综合各人的不同看法和意见的一致性，并谦虚地因应别人所共识的一致意见去调校、改变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即是说，他／她成为那能承载客观事态发展和各人对事态的看法的一具包容性、民主器皿。
二、他的目的不是一味去说服人家去认同自己的立场；相反，他的行事目的是不断去发掘和认识那不断在自我改变但又客观存在的「共识」。就是这种虚己的态度，这位巴西和平外交官已然没有了「自己」，他也成为那能够承载众不同意见和发现共识的器皿。于投票表决之先，他或已能集结各方智慧去凝聚和确定到共识所在。而作出适当行动，推动和平进程。于是，和平便跟虚己和深层民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能做到这种人格是源自该巴西外交官的一种「杰出亦平等」（equal among the best）的观念。也就是说，纵使他身为「领袖」，他看别人跟自己一样，并没有强弱、等差和阶级分别。
四、但是Dr. Bayer 有感慨叹，这种领袖实在非常旱见。原因有二。1.当这类领袖遇上竞争或冲突时，他或会选择退出。因为跟别人争竞实有违他的人格特质。2.这种人格的形成或有着独特主观和客观条件，实属罕见，不能复制。
记念这位殉职的巴西外交官，于是，我们便考虑将这种「杰出亦平等」的精神注入学报的编辑实践之内。于谦卑民主、互相尊重和平等对话的大前提之下，尝试将自己「去权威化」，将编辑和审批决定权尽量下放，并容许出版和制作队工互相监察和提醒。但长远计，要长期把持到这种全然谦卑和开放包容的实践，实要依靠外在他力才有持续性。以下我会探讨这使人更得力的他力来源。
追寻美德的觉醒
学报编辑委员会会员、美国天主教国际关系和宗教研究学者 Dr. Scott Thomas 鼓励笔者研读苏格兰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的《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一书。麦氏于一九八一年出版该书不久后便正式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会。令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麦氏于最后结尾提出当罗马帝国天主教会崩坏而导致欧洲走向「黑暗世纪」 之际，有一群有识之士便停止认同罗马政权所倡导的礼仪和道德规範之馀，他们便自行建议另类道德和文化「群体」（community）1。
麦氏认为，现代制度（institution）掌控奖罚个人的权力，并利用「权、利、名」去强化、认同和鼓励现代制度所授权的「实践」（practice） 。但是，由于每一套实践的实现都会保存、承继、更新和丰富前人所积累和成就的某些「传统」（tradition），所以实践同时是具理想和创意的。
问题是：启蒙时期以还所追求的现代性计划中，以各种各样的制度拥带着大量资源和权力去吸纳和管辖实践，它们便均利用权力、金钱和地位去迫使实践臣服于制度之下和服务制度。就是这种不断膨胀和增生的制度力量不断蚕食和使实践腐化。麦氏认为「美德」（virtues）的主要功能，就像「公义」、「勇气」和「真诚」等，或能使实践更能抵抗制度的「权、利、名」等可能腐化人心灵的力量，有助保存实践的诚信和完整性2。 可是，麦氏却提出追寻美德必然招致失败的原因有三。
第一，虽然整个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rationalism） 的超然性，但一直无法脱离其影子信条 ——「情绪主义」（emotivism）。根据麦氏的定义，情绪主义是一种特定的信条，他认为：
‘Emotivism is the doctrine that all evaluative judgments and more specifically all moral judgments are nothing but expressions of preference, expressions of attitude or feeling, insofar as they are moral or evaluative in character.3’
笔者译：「所有的评价式判断及其有关的更具体的道德判断，都只不过是偏好的表达，态度和感觉的表达，只要它们具道德性和评价的特性。特定的判断就自然会将道德元素结合事实元素。」
于是，所有高举理性的探讨和辩论实反映着参与者个人对事物的主观情绪的什或非理性的取态。所以，当具创意和理想的「实践」（practice） 被高举理性化的现代制度及其官僚系统吸纳之后，不同实践及传统之间便自然地出现竞争和冲突，并导致非理性和情绪式的互动，多涉及以道德判断互相批评和指责。后果却是更形分化和撕裂，各走极端。
第二，整个启蒙运动的失败实源于倡导者错误提出道德必须被理性证明。麦氏比较了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3） 、休莫（David Hume，1711-1776），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及祈克果（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针对道德要被理性证明的论述，得出以下结论：
‘Just as Hume seeks to found morality on the passions because his arguments have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founding it on reason, so Kant founds it on reason because his arguments have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founding it on the passions, and Kierkegaard as criterion-less fundamental choice because of what he takes to be the compelling nature of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exclude both reason and the passions.4’
笔者译：「就正如休莫寻求去将道德建基于热情之上因为他的论点已将其能建基于理性的可能排除，又正于康德将道德殿基于理性之上因为他的论点已将其能建基于热情的可能性排除，和正于祈克果将道德建基于无准则的基要抉择因为他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考虑却又将理性和热情同时排除。」
于是启蒙运动倡导者之间便自然出现了种种非理性的互相排斥现象和举止，使启蒙运动失败告终。
第三，麦氏认为启蒙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这主要是因为理性知识的产生和累积已脱离了基督教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并转移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之上。以往被大家认同的共同终极意义如「目的」（telos） 已失去了合法性。取而代之就只有人在自说自话，于制度中角逐权力的雨伞之下，人自己说了什么便算了是什么。一切论点的根据便只剩下了人「自己」，什么也没有。也就是说，由于理性知识的合法性只建基于人自己对别人和事物的判断（judgement）和评核（evaluation），人已失去了那原来更高「目的」（telos）的依靠和追求。这便使人将自己暴露于空前的虚无之中；追寻美德的结果却是带来迷失和更多虚空5。
也就是说，当人满以为在制度中被认同和被授权自己的认同的实践之时，制度已可能在慢慢蚕食实践的创意和完整性，使人和实践变成只懂服务制度和追膜「权、利、名」的奴隶和工具。
结语
根据以上两组讨论，笔者有以下初步想法：
一、制度和实践之间存在矛盾和张力，而这张力是无法化解的。可为的是，寻找一个支点去与这张力共存共舞。这是因为若然没有大学这制度，不同实践及传统便很难受到保护、承传和更新。
二、基于人罪性的限制，理性主义的影子实践无可避免地便是那些以不同形态出现的情绪主义（emotivism）。两者的张力也是无法完全被疏解的。虽然「拟态」（mimesis）可能是这情绪主义的核心文化心理逻辑（见笔者文章〈从拿单所透视的诡称叙述勾勒「先知介入法」〉，刊《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年5月4日），但是长远实须找一个支点去同时维持理性主义和包容承载情绪主义所带来的人事和管理问题。
三、笔者于是渐渐理解、明白为何麦氏最后提到我们现代人需要的是另一个圣本笃的临在。这可能有两个意思。1.圣本笃作为基督的化身，现代人实需时刻悔改回转到那创造主及其救赎历史目的之上。2.作为大学的始创原形，圣本笃的生平及其修道院院规 (The Rule of St. Benedict) 对管理未来大学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那位已故的巴西和平外交官或提供了一种学人的人格进路。一方面，他为人谦卑柔和。另一方面，他愿意结合和承载不同意见。虽为「建制中人」，但不为建制所动，知所进退。这或能保存实践的创意和诚信，又能保存更新制度予下一代。
（作者为英国巴斯大学政治、语言和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8.4）
1. Alasdair Maclntyre (2004 [1981]).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P. 263.
2. Alasdair Maclntyre (2004 [1981]).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P. 194.
3. Alasdair Maclntyre (2004 [1981]).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P.11-12.
4. Alasdair Maclntyre (2004 [1981]).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P.49.
5. Brad J. Kallenberg (1997). ‘The Master Argument of Maclntyre’s After Virtue.’ In: Nancy Murphy, Brad J. Kallenberg & Mark Thiessen Nation (Eds.) Virtues and Practices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Christian Ethics after MacIntyre.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Chapter 1 Figure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