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穎佳
【時代論壇訊】十二月十四日晚上，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講師駱穎佳為新作《邊緣上的香港》出席於小息書店舉行的作者分享會，跟十多位讀者細談成書的心路歷程、每章的重點以及背後的辛酸。
在駱穎佳新作的封面上，「香」字並不完整，「港」字則被淡化了，彷彿正在消逝。「香港被邊緣化」不是新論述，但在香港的歷史脈絡中，一直有著非常不確定的意涵，不同界別的人一直延伸、探討、辯論著這個論述。畢業於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的駱穎佳，憶述當年在學院中面對九七回歸時，「香港身份」成為了熱論，但光譜遠比今天廣闊。他指出，九十年代，後現代理論席捲香港，強調多元、身份認同的不穩定性，甚至對身份的本質deconstruct（解構），文化研究興起，令很多人開始處理身份問題。加上當時台灣取消戒嚴不久，本土論述非常熾熱，或多或少影響了香港。香港學者像也斯、呂大樂、吳俊雄等，也做了很多研究。駱穎佳形容當年自己純粹因為這道熱潮，「策略性」地選上香港身份作為攻讀哲學碩士的研究題目，師承前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阿巴斯（Ackbar Abbas）。
為免重複已經有不少人探討的普及文化題目，駱穎佳選擇以「中國民族主義者如何看香港？」作為主軸，沒想到回歸十多年後，香港民族論成為思潮，那份早已塵封的碩士論文又再跟時代接上了軌道。他自言以前從未想過把論文出版，直至經歷雨傘運動，想到這個「老題目」或許也能成為當下的思考角度，在印象文字（屬基道文字事工）創辦人吳國雄的鼓勵下，將這篇論文翻譯、重寫，特別加上第五章〈快感的回歸政治〉後出版。
在駱穎佳眼中，「中國民族主義者」是非常混雜的概念，當中蘊藏著很多不同的類型。《邊緣上的香港》中的分析對象便包括了五四國族論述、毛派國族論述、後社會主義國族論述以及新自由主義國族論述。
香港成為民族主義的鏡子
「當中最困難的地方乃尋索史料，當年才剛剛有互聯網，我都不是太懂得用。寫五四時，尚有《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和《香港的憂鬱》兩本重要的參考著作，處理毛派論述就真的相當懊惱了。」駱穎佳說，六七暴動作為最標誌性的事件，卻沒有太多史料，很多資料即使在香港檔案局都找不到。他花了一整年在香港大學的圖書館「刨」《文匯報》和《大公報》，看了差不多十多二十年的報紙，慢慢發現一個有趣的地方：「六七暴動過後，《文匯報》出現了極多關於香港人北上求醫和工業意外的小說故事。後來我又看了很多六十年代的港英年報，又看到英政府刻意以清潔運動和經濟城市來建構香港人的身份。很明顯官方以衛生和經濟建立社群意識，左派報紙則提出Counterargument，兩套論述一直在對抗著。而當時左報的論述方式很少嚴謹地說理，主要以挑動怨恨以獲得認同感。」
駱穎佳指出，較早時代的民族主義者會把殖民時期的香港人批成不中不西的背叛者。但面對九七回歸的大命題，加上中國自身的經濟開放，來到鄧小平時代的後社會主義國族論述時，已放下對香港人身份的批判，嘗試轉向把香港的經濟成功歸功於華人資本家李嘉誠、鄭裕彤等，把他們捧成擊敗英國殖民者的民族英雄。「當時中國處於後文革時期，經濟體系的轉變，其實自身都是正在建構自己的主體，香港便成為當時民族主義的一面鏡子。」至九七回歸後，民族主義者又建構出香港背靠中國經濟發展而獲益的論述。「我發現他們愈來愈像英政府的殖民手段，把香港人簡化成享樂主義者，只追求經濟物質享受。例如中國電影《港囧》便借著香港背景肯定中國新中產階級的價值觀。」
香港在大他者眼中是失蹤的
駱穎佳在撰寫的過程中，不斷反覆思考：回看這一百年，香港人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究竟有一個怎樣的位置？「當我重新編修前四個章節時，我從帝國崛起的邊緣下的香港，即以『大他者』來看，香港的悲哀是其實這個『大他者』從來都無注視過香港，他只是不斷利用香港這個身份來滿足自己在不同年代的Nation Building的Project而已。」他指出，以精神分析的角度，一個人的自我建構是需要他者的。而拉康則提出「他我」或列維勒斯所提出「自我主義」，乃是只從自身的主觀意願來建立出他人的身份，漠視了他人的自主性。「我大膽說，香港在民族主義者眼中只是幻覺，他們只會利用香港建構國家的身份。過去一百年中，香港在大他者眼中是失蹤的！不是香港不重要，只是他們沒有好好地認識過。」
因此，駱穎佳總結時提出：一、民族主義者的思考很狹窄；二、他們很情緒性，香港能否擺脫以大他者作為定位香港的座標呢？「現在都有不少人在討論香港作為亞洲論述的可能性。其實以往的香港正是和南洋城市作為一體，會把流行文化輸送到新加坡、馬來西亞這些地方。」他強調，不是要放棄抗爭，而是放開以他者作為敵視對象的二元對立，讓香港的本土意義能夠變得更廣闊，對未來發展有更多的想像。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新聞，2016.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