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学者菲利丝蒂科(Phyllis Tickle)于The Great Emergence : How Christianity is Changing and Why 一书，回顾历史，她理解「建制化基督宗教」(Institutionalized Christianity)每逢五百年左右，便要进行盘点清仓大售卖。第一世纪，耶稣带来初期教会的福音运动、第六世纪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 与修道运动、一○五四年「东西教会分裂」及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
二○一七年便是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年的日子，同样也是教会全盘检视、思考未来发展的良好时机。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我们尚待完成的使命，就是「教会需要不断地被改革」(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教会领袖需要时常「回到本源」(ad fontes)，辨识教会有否不知不觉走错了方向，偏离了原要持守的异象与使命。
对比五百年前建制教会，现今香港教会文化呈现「好大喜功」，组织结构因老化而选择安于现状，世代之间观点对立与价值矛盾，使命与事奉演变为「专业式精英主义」，未能好好整理基督徒群体于社会的公共见证。
体制改革
昔日，罗马教廷只顾本身，大兴土木建造美仑美奂教堂，默许纵容形形色色商业化宗教活动如售卖「赎罪券」、朝圣旅行等。路德不满教会权力贪腐，无论教宗利奥十世、大主教亚尔伯特、教廷委办特次勒(Johann Tetzel) 等领袖，大力销售「赎罪券」来促进库房收入，把救恩沦为商品。圣经宣讲的福音信息失落，取而代之是各式善功善行。因着体制腐败，不满由此而起，于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氛围形成，等待路德于一五一七年威丁堡钉上《九十五条论纲》挑战建制教会的权威，就掀起一发不可收拾的宗教改革。
教会首先要认真在组织结构方面作出反省与改革。现今教会组织的运作大多采用企业方式运作，市场竞争与行政主导成为事工背后的「潜规则」。侯士庭(James Houston) 一针见血指出教会组织机构化的危机 :「机构化环境容易变成以技术为主导的架构，几乎不容神的灵有机会影响决策和指引方向」(《喜乐流放者》，97页)。教会「机构化」(institutionalized)带来个体被放逐，于是教会组织以「超现实主义」来建构其事工议程，要取得世俗的成功。起初的堂会成功故事，确实振奋人心；逐渐类似故事改编公式化地涌现，惯常就失掉了味道。
正如林沛理形容，现今很多人对教会的态度：「我对宗教没有不满，只是受不了它的组织、系统和架构。」(《亚洲周刊》，2015年12月27日) 教会组织该怎样精简化、灵活化、去中央化，不让科层架构拦阻其决策与运作？教会组织发展有否过度膨胀的权力，只着眼于事工增长，欠缺了「宗教情操」与感染人心、具有深度的信息 ? 我们是否沦为宗教组织的平面人？现今不少信徒心灵渴求，正是教会宣讲与践信的圣道能辨识真伪、指引前路！
有人认为建制教会千疮百孔，积习难改，需要「破旧立新」才能带来《大变革》(来自麦拉伦之书名，Everything must Change)。也有人认为教会体制，可循序渐进地进行改变，任何急速转变只会导致灾难。也许我们可以「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来理解，破坏会有短期伤害，但长远会产生重大正面的影响。
无论如何，经过五百年的教会，当下挑战是她「必需活出她自己(道德和灵性)，完全转化为爱的群体，让看不见的神透过她再一次把自己彰显给世人看。」(斯托得着《心意更新的教会》，70页)
社会改革
「五百年前，马丁路德主张上帝的恩典并非商品。他对经济的严厉批评，不独呼吁教会要改革，连社会上高利贷蚕食穷人的手法也要改善。」(《大自然 - 并非商品》，教会改革运动500周年系列4，8页)
当十五世纪的教会，教宗同时为政治领袖，有权把反对者驱逐出教会，或颁布禁令限制某地区人民不能领受圣礼与举行葬礼，控制经济资源等，改革者要把政治权力交还政治领袖。昔日建制教会滥用权力，带来教会领袖争名夺利，丑闻缠身；在这样背景下，路德倡导的「两个国度论」，辨识「刀剑权力」归政府，而「圣道大能」归教会，限制教会攫取不属于其本身的权力。
反观现今世界，政治现实刚好相反，无论是极权或民主政府，政治领袖大多「有权用尽」，相对而言，教会已被边缘化而失掉其公共身分与影响力。部份教会人士对「两个国度论」的误解，认为教会只关注属灵事务，盲目顺服政权，要抽离所身处世界。
信义宗学者诺德斯多克(Kjell Nordstokke) 总结路德的宣讲与着作 :「并非只关心属灵的事情，还常论及政治和经济」(《借上帝的恩典得释放》，教会改革运动500周年系列1，32页)。「圣道大能」不只限于堂会之内，乃面向社会的公开宣讲。牧者路德的一些见解，如对犹太人的看法、呼吁农民停止抗争等，用今日眼光看是「政治不正确」，有部分是令人感到遗憾。诺德斯多克这样评价路德 :「我们应该欣赏他洞悉时弊的能力，尤其他有勇气回应社会议题。」(32页)
没有任何教牧与信徒，讲论政治或公共课题，其言论与立场就等同真理；我们于这些课题的言说有错，不是什么大问题 ! 有些人认为教牧要避开争议性课题，宁愿「不题」与「少提」为妙，于是我们选择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而避谈梁振英。笔者不认为崇拜讲道沦为时事评论，但牧者于讲道中以近期发生时事作例子说明，或于「脸书」(Facebook) 分享个人意见，是予以肯定的。相反，牧者愈怕谈论，不敢面向公众表白意见与立场，不能面对不同与相反的意见，反而限制了群体一起于公共参与的学习与成长。更可悲是有部份领袖善意地要求教牧于「脸书」或 Whatsapp等新媒体平台「噤声」限制言论。
教会的「倡导」使命，使教会能适切解读时代征兆，保持清醒头脑，与强权及不同意识形态抗衡。「教会是否采用了宗教消费主义的模式，并在道德议题上不闻不问，还是对世上愈严重的贫穷及不义感到忿忿不平 ?」(《借上帝的恩典得释放》，41页)
路德倡导「信徒皆祭司」，重新理解「召命」(vocation) 体现的场景不再限于修道院，每位基督徒乃是进场社会来履行服事。圣俗世界不再二分，所有领域皆服于上帝的主权下面。路德等改革者把信徒从修道院与堂会解放出来，社会服事与堂会事奉，在神眼中同样是尊贵。
加尔文于一五四一年重返日内瓦牧养时，整个城市常处于恐慌和混乱中；他感到有责任要治理「失序」世界，把城邦事务回复至上帝主权下面的「井然有序」。加尔文理解整个世界任何领域皆是信徒体现上帝的主权与荣耀。无论路德或加尔文，改革者肯定信徒受差派进场世界，忠信地见证上主国度的临在。
结语
五百年前路德、加尔文、慈运理等改革者，原本无任何地位或代表性，持守圣经真理，挑战当时建制教会，从而展开绵延不尽的改革运动。现今香港或海外华人教会，经历岁月耕耘而形成身量丰硕，有些已失掉活力，后继无人，二○一七年便是我们整理前人经验，汲取教诲，探索前路，从而带来教会更新、使命更新 !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http://www.hkchurch.org），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