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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讲场文章(至2017年2月14日)

明白「新世代」对教会的不满

「新世代」(或千禧代,泛指出生于一九八一至二千年期间,现今介乎十七岁至卅六岁),若用吕大乐之分类,则为「第五代香港人」。明显地,这个年龄组群正是香港整体教会留得下人数最少的,当然有个别例外的堂会现象。本港经历了二○一四年雨伞运动,这群「伞后新世代」与第二代香港人(战后婴儿潮,出生于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五年期间)的分歧最大。任何分析框架必有其限制,笔者参考北美有关文章与吕大乐等,认为「世代论」不失为对新世代的基本了解,这些社会学的研究,同样可应用于检视堂会新世代的面貌。

探讨「新世代」课题,笔者认为首要的不是策略或技巧,乃在于在位领袖的思维转换。笔者认识不少同代在位领袖,有些是权力位置决定了思考,有些是「物以类聚」,常接触同类背景与成就人士,于是左右了价值的判断,有些是不欲得失奉献支持者,于是以既得利益者偏好来评论事物。

王维基有这样观察:「有些年轻人会说年长一辈脱节。的确,年长一辈最忌生活在自己旧时风光的年代里,以过往的价值观去批评当下的新事物,一遇到与自己价值观不相符的事,就排除异己,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批评别人『搞事』、『读坏书』,最喜欢说『如果我是你们就什么什么』。」(〈一代真的不如一代?〉,《晴报》,二○一五年十二月廿二日)。当第二代香港人以其历练的眼光来看新世代,自然什多看不过眼;笔者也不例外。笔者较难接受「新世代」hea做,但这就是他/她们对不感兴趣工作或事奉常有的心态。

无论教会领袖喜欢与否,「新世代」身处于「后现代」(postmodern)或「液态社会」(Liquid Society)的场景。他们经历了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全球化的冲击与利弊、资讯科技革命、教育改革,以及不同价值的角力。

倘若第四代香港人,年轻时大多是「被驯化」(domesticated)一群、或是「人格分裂」(在堂会表现驯化、在外则是另一面孔),第五代香港人更多自主地选择「离家出走」(de-churched,持守基督信仰而讨厌教会)。

教会「八十后」(第四代香港人)不会于堂会「造反」或「起义」,因为这不是他/她们的「主场」,不想弄到父母或长辈失掉面子,他们较为「被动」(passive)与沉默。伞后新世代的取向明确不同,他/她们强调「独立自主」、「自己教会自己救」,对所有建制(包括教会在内)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第二代香港人,还是青春年代,选择留于堂会作改革,到有朝一日老人纷纷退下,五十后便能上位,改变教会文化与做事方式。九七危机,带来了第二代香港人提早上位与掌权。到了现今,第五代香港人目睹堂会成年金龄信徒占大多数,相对地「新世代」只占极少数,整场权力游戏与过往不同,他/她们玩法也有所不同。

一直以来,香港教会的管治模式深受社会的主流价值影响,殖民地年代是「威权式领导」(或家长式管治);特区政府年代,则奉行有限公司式企业管理。第二代香港人,大多信奉市场经济,认为堂会增长等同国度发展,政府是大兴土木,教会则是建堂与扩堂,人数增长就等同堂会亮丽业绩。

问题是,「新世代」不认同所谓「中环价值」(来自《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指向地产发展的价值),此群「后物质主义」世代更多关注社会公义、贫富不均、气候变化、文化保育等。当堂会只关注本身发展,如人数增长或事工发展,第五代香港人会反问:「这些是否是天国的议程?」

「新世代」的成长背景,使他/她们更多透过社交媒体关注公共课题,并拥抱普世价值。当大多堂会把信仰演绎为私有化、消费化或事工化等,「千禧代」信徒自然反感,部份更因不满领导层而离开原来堂会、或转往其他堂会,或游走于教会圈子内。倘若第二代香港人不理解,就会负面地标签「新世代」为「废青」,或极度自我的一代。

「新世代」基本上对建制或权势投不信任票,因为在他/她们成长过程中,他/她们领受了长辈不少「假大空」的言论。网路成长的一代,不会轻信未经验证的资讯,对所有事物抱持「质疑态度」是正常的。因此,成年教会领袖如何取得「新世代」的信任,才是关键所在。教牧或长执,不能诉诸个人权威:「你先信任我,顺服我的领导,然后再讲其他事情。」相反,「新世代」要观察这些在位领袖一段日子,发现对方真诚可信后,才会接受对方的领导权柄。

如果第二代香港人纯粹以经济因素说服「新世代」,只会被对方嗤之以鼻;他/她们强调争取的是比经济更重要的价值,就是整全的国度使命与价值。第二代香港教会领袖只重领人归主而否定其他国度价值如「关爱受造界」(creation care),只会使第五代香港信徒加深矛盾。后现代的思维,不是「非此即彼」、「全有或全无」,也可「兼容并包」,也可「先后发展」。

结论

「五十后」教会领袖,经过无数岁月,不断奋斗才达到现今成就,要放下成见、从权力位置走下来确实不易。当大多堂会充斥第二代香港人,「新世代」自然难以有其自主发挥的舞台。笔者认为较可行的,就是中大型堂会分植另类群体,可以一堂多点形式,让「新世代」有更大空间发展,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出路。中小型堂会则刻意做好「跨龄牧养」,不同世代均有份于领导层。更正教会的面貌从来是多元化,我们需要有更多另类不同的信仰群体,才能让神国的呈现更为丰富!

笔者撰写此文,不是因为已有答案或出路,只想指出现今教会文化大多难以兼容「新世代」;倘若我们不及早正视,或否认问题所在,我们将失掉下一代;惟有我们真实承认世代之间的价值差异,并乐意聆听对方,我们的信仰才能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http://www.hkchurch.org),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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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回應1則


橄欖 / 2017-02-09 12:39:13

事情且需兩邊看

就文中說  [a] -  // 後現代的思維,不是「非此即彼」、「全有或全無」,也可「兼容並包」,也可「先後發展」。 //       [b]  -  //筆者撰寫此文,不是因為已有答案或出路,只想指出現今教會文化大多難以兼容「新世代」;倘若我們不及早正視,或否認問題所在,我們將失掉下一代;惟有我們真實承認世代之間的價值差異,並樂意聆聽對方,我們的信仰才能世世代代地傳承下去!//   筆者有一些細想,及認為事情且需兩邊看:
 
(1)   現時其實有不少(包括有些是在教會中的)人,不論他是否在年齡上屬於「新世代」,正因易被煽情與及傾向偏看偏聽,而致思維流於「非此即彼」、「全有或全無」,並非「兼容並包」。先前政改方案是否真的應該反對其通過,是其中一個明顯例子,參筆者在例如〈政改風波的錯看或被誤導〉的分析,見於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Feedback/ShowDetail.jsp?Fid=1&parent=94866&Charset=big5_hkscs&Pid=21&Version=0&Cid=1126&Nid=94866&fIdx=2
 

(2)   現今教會文化其實並非難以兼容「新世代」,而是難以兼容思維流於「非此即彼」、「全有或全無」,及態度上非「兼容並包、互相尊重、平和說理、友善交流」的人,無論他是否在年齡上屬於「新世代」,另參筆者於這方面可有相關的分享:
 
〈教會堂會的主要功能其實不是論政〉
 
〈教會堂會的主要使命或功能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