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麟院长于《建道通讯》一百八十六期发表了〈迷失方向的香港教会〉一文(下称梁文),引起了教内不少回响。梁文的重心是香港教会的迷失:传统的福音模式难以维持又受质疑,堂会的领导无以为继及教内舆论被政治论述所骑劫。文末梁院长勉励教会重寻福音模式并坚守岗位,也斥责「激进改革者」只是空洞的反题和犬儒,不明白教会面对的问题。
梁文和激起的回应大多围绕着「社会派」与「福音派」的二元分立。这种分立在政经危机之时特别显着,如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今日香港问题丛生,浮现这种对立并非奇事。这种对立的根源在于「经济主义」(economism) 文化。这种文化兴起于十九世纪,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孕育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对难兄难弟。对一切非物质价值,包括传统美德和信仰,都划为私人事情,和一切能危及经济原则的都被判为不宜在公诸于世。
这文化之下产生的「社会派」,意图在社会上展示福音的经世面,力抗文化对一切价值的破坏。然而,这种做法与当时兴起的社会主义者什为相似,令传统教会不信任这种与无神论者相近的运动。这使「社会派」开始攻击传统教会不思进取,保护「经济主义」及其建制;传统教会面对攻击变得更加保守,更强化福音本业以保其阵营。结果双方没有彼此聆听,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双方只愈走愈远。问题在于,这种对立并非神学发展出来的产物,是因当代文化而产生,于圣经和福音是个舶来品。
笔者认为圣经从来没有把人类及其问题约化至经济层面,也没有只是关心人的灵魂。若要解开因「经济主义」产生的对立,必先回退(rollback) 其影响,才能重新找到基础。在此笔者愿意抛砖引玉,尝试以路德神学重整教会与社会的论述,希望能激起更多弟兄姊妹思考和回应。
路德的政治神学经常会被约化成两国论,而忽略「三层秩序」(three estates order) 论。这三层分别是人(及发展出来的教会)、家庭及政权。篇幅所限,不能深入每个层面讨论,但这「三层秩序」却能对「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发出挑战:
一、人是上帝的「代表」:路德深化「信徒皆祭司」的教导,当信徒活在社会,他就是上帝的「代表」:既于人前代表了上帝,也应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故此,对路德而言并没有「私人信仰」这回事,只问信徒有否尽门徒本份学效基督。
二、「属灵」和「属世」并无对立:有些牧者秉持着一套「政教分离」的两国论,其实那并非路德的原意。「三层秩序」把教会、婚姻和政权并列,其责任且能重叠在同一人身上,打破所谓「政教分离」或圣俗之二元区分。更确切地说,「三层秩序」是可「分」而不可「割」。在政治层面,路德坚持政治不能干预宗教(反之亦然),两者合作并非于行为和立场,教会不需与任何政治力量连成统一战线,故若能「分」。而「三层秩序」背后的拥有共同的正当性,就是从上帝获职守护创造秩序之责,需互相守护而不能「割」。路德认为重点在于教会需要向社会宣讲圣经中的社会教导,包括公平、关爱鳏寡孤独等等。若政权有负上帝所托时教会需要在发声,敦促其尽责以保护秩序(而非特定政权)及其正当性。故此,教会当然不需要成为城市论坛、任由不同的政治门派所用;但也不致于在政治论题畏首畏尾,成为被批评的对象。
三、这一切也是因为爱:「三层秩序」不停紧扣上帝的创造秩序,这一切也因着人爱上帝和他人。纵然人的犯罪、软弱和背叛,并没有削弱人类在当中的角色,但人需「以恩借信而称义」才能继续背起如此重负。相比起「经济主义」把人还原成经济生产、消费与资本趋向等非人化倾向,路德的思路也什是「人本」。不少时代的改革者皆因失去了这种对人(和上帝)的爱,改革变成了一个非人性的理性思辩或党派行动,成为了梁文中所言「虚无的反题」。此现象实在需要反思警醒。
总结而言,笔者认为香港信徒应该放下「社会」与「福音」的对立,重新找到两者的共同基础。近年笔者在不同的地方看见上帝在呼召了工人,有不同的分工和立场。有保守中产、有激进黄(耶)丝、有热爱环保或艺术、及LGBT 群体中,也有虔敬的人在为上帝打拼。可惜的是,不同的对立令彼此变不相容,什至互相亏害。深愿在新的路向和基础上,不同的人能在同一光谱中,以福音为宗旨,为耶稣发光,照亮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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