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時今日，作宗派或堂會領袖，確是一件不討好而艱難的服侍。筆者也曾坐過這些位置，明白這類付出心力與時間的義務，對不少教牧與信徒領袖而言，是要面對來自會眾過高的要求與期望。身處於政見對立的社會，宗派與堂會領袖確實難以「事事表態、明確立場」。由於本身體制決策與議事程序有其限制，大多領袖未能即時回應突發事件；當信徒奢望教會領袖能有適切迅速回應，現實是宗派或堂會的既有體制，限制多於鼓勵在位者能有所作為。
正因如此，筆者謙遜建議教會領袖於社會課題，特別具爭議性的，能「有所不為」。「有所不為」指向自主與有意識地就群眾關注課題，刻意不作任何助長或限制的行動。筆者理解的「有所不為」，正與「有所作為」相反，並非負面的標籤，乃是因應時勢，有智有勇的辨識與行動。
對政權的「有所不為」
按《2014香港教會普查統計數據集》反映，香港教會對於「登報聯署聲明」（2014年佔27.4%，筆者理解多是就性倫理課題表達立場）而上街抗議或遊行等參與，只有11.3%（筆者認為這與2014年「518維護家庭巡遊」有關）。
大多領袖理解教會的首要使命為福音使命，堂會應關注「屬靈」而非「屬世」事務。一般而言，宗派或堂會是樂意順服政權，與政府合作，不會故意與政權對著幹。當領袖認定「教會要成教會」，領袖為求明哲保身，不隨便就社會課題表達立場，這是合宜的做法。
筆者不敢說這種「有所不為」是唯一正確做法，只可說，在當前威權之下的形勢，不失為明哲保身的求存心態。當領袖認定教會毋須就政事表態，同樣指向這些教會領袖也不應宣稱支持「人大釋法」、支持《逃犯條例》修訂等。教會領袖的「有所不為」應前後一致，方為合宜。不然，教會領袖的「忽然愛國」行動，只會帶來內部的非議與不滿。筆者奉勸教會領袖，不要為了個人或組織的權力，歪曲真理，逢迎權勢，助紂為虐，成為共犯。
對會眾的「有所不為」
當教會領袖向政權「有所不為」，也應同樣地向會眾展示「有所不為」，方為合理、合情、合義的做法。近期就《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關注，不少宗派與堂會有教牧與信徒等，透過社交媒體平台自發地組合，凝聚相同背景的教牧與信徒，表達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疑慮。此舉自然引起有些宗派與堂會領袖的強烈反應與澄清，認為此等「一群XXX人」的信徒有騎劫宗派名義之嫌。
筆者理解基督新教自馬丁路德以來，本質不是「一統」，一向並存多個不同宗派。就以「信義宗」為例，本港有「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港澳信義會」、「基督教香港崇真會」、「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香港路德會」、「南亞路德會」等。再看浸信宗，同樣有「香港浸信會聯會」、「香港浸信宣道會聯會」、「萬國宣道浸信會」等。基督新教，按其傳統與體制，並非如天主教般一統，當有人宣稱是「信義人」（Lutherans）或「浸信會人」（Baptists），不存在不適當使用宗派身份，因為這個教派身份猶如「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乃屬於大公信徒共有的。
Martha Ellen Stortz 剖析權力在教會的運用，可分為三個層面 :「由上主導的權力」（power above）、「由內生發的權力」（power within）與「由我共有的權力」（power with）。倘若宗派或堂會領袖只重「由上主導的權力」，領袖就會強調其法定的權力及地位，與一般信徒有所區別。這些「在位領袖」，行使宗派或堂會賦予的權責，合法地向公眾展示其「由上控制的權力」。權力從來是互動關係，當這些在位領袖，只知由上至下強制會眾，不體恤民情，很可能會失掉信徒的信任與支持。更甚者，當領袖有權用到盡時，便會出現濫權現象，難以收拾！
任何宗派組織，教制都會有所不同，如聖公會、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等，聖職人員被賦予較大的權力；相對而言，長老制或會眾制宗派，信徒領袖同樣被授權。教制不同，權力分配便有所不同。即或是主教制（或監督制）宗派，聖職人員的權力也非絕對。任何教制之內的堂會，信徒也是共享權力，非「由上主導的權力」或「地位權力」（positional power），乃是「由內生發的權力」（power within）與「由我共有的權力」（power with）。
每位跟隨基督的門徒，即或是少數人，自主自發地領受召命，踐行信仰，這種「內在力量」（power within），又透過「聖徒相通」互相結連，一同共享權力（power with）。當有堂會宣稱只有「官方」發出的聲明才是合法的，無疑有其法理基礎，但「合法的權力」同樣要透過「合法機制」（程序公義）來進行，如透過召開特別大會或月會，經充份諮詢討論後，投票表達，才作出公開澄清。
權力從來是互動的，當建制組織只以職位或名稱作為合法權力的指涉，忽略了網絡年代信徒能自發地由下至上，凝聚意見，集結力量，也是權力的持份者；當建制以其權威「我們是政府」、「我們是教會」要求信徒順服，我們可以想像會有怎樣的回應。教會領袖明智的做法是「不限制、不打壓」，承認同一宗派或堂會內，會眾有不同政治訴求是正常不過的。維護宗派或堂會合一的首要，乃在於教義、聖禮與教制等，而其他事務如是否抽籤參與特首選委、是否支持或反對人大釋法等，教會領袖毋須要求會眾有一致立場。
當教會領袖向政權與會眾有前後一致的「有所不為」，教牧與信徒自然諒解教會領袖於政治爭議中的左右為難。然而，若教會領袖向政權「有所不為」，卻向會眾「有所作為」（如召見問話、書面解釋、澄清交代等），就帶來會眾的不滿與憤怒。筆者已見不少於原來宗派聚會的信徒，不情願地離開了堂會，只因他／她眼見教會領袖持守雙重標準，對政權與會眾「有所不為」與「有所作為」存在極大的落差。不少年輕世代看不過部份教會領袖常「搬龍門」，前後未能一致，因而失望地離開了堂會，成為「教難民」（church refugees）。
次要事應容自由表達
袁天佑牧師曾於Facebook分享 :「基督教新教重視『信徒皆祭司』的道理，信徒能發起一些合乎聖經教導的行動，關心社會，追求公義，一方面也可算是牧者教導有方，作牧者應深感安慰。另一方面，作牧者不需要常常走在前方。個人對牧養的看法是：牧者有時會走在前方作群羊的指導者，但更多時候是與群羊同行。所以有信徒自發聯署，我衷心支持，也加入聯署，與他們同行。」
宗派或堂會只求教義、聖禮與教制等合一，次要事情則容許教內中人自由表達。「代表」與「被代表」從來是偽命題，馬丁路德改革教會時，他代表哪方？潘霍華質疑及反對《雅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 時，是他個人立場，或代表何方 ?
筆按：這是一篇寫於2017年的舊文，可惜教會當權者不看不聽，現因應《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爭論，重新修訂內容。
編按：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部份分題為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