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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教會領袖當下的「有所不為」

今時今日,作宗派或堂會領袖,確是一件不討好而艱難的服侍。筆者也曾坐過這些位置,明白這類付出心力與時間的義務,對不少教牧與信徒領袖而言,是要面對來自會眾過高的要求與期望。身處於政見對立的社會,宗派與堂會領袖確實難以「事事表態、明確立場」。由於本身體制決策與議事程序有其限制,大多領袖未能即時回應突發事件;當信徒奢望教會領袖能有適切迅速回應,現實是宗派或堂會的既有體制,限制多於鼓勵在位者能有所作為。

正因如此,筆者謙遜建議教會領袖於社會課題,特別具爭議性的,能「有所不為」。「有所不為」指向自主與有意識地就群眾關注課題,刻意不作任何助長或限制的行動。筆者理解的「有所不為」,正與「有所作為」相反,並非負面的標籤,乃是因應時勢,有智有勇的辨識與行動。

對政權的「有所不為」

按《2014香港教會普查統計數據集》反映,香港教會對於「登報聯署聲明」(2014年佔27.4%,筆者理解多是就性倫理課題表達立場)而上街抗議或遊行等參與,只有11.3%(筆者認為這與2014年「518維護家庭巡遊」有關)。

大多領袖理解教會的首要使命為福音使命,堂會應關注「屬靈」而非「屬世」事務。一般而言,宗派或堂會是樂意順服政權,與政府合作,不會故意與政權對著幹。當領袖認定「教會要成教會」,領袖為求明哲保身,不隨便就社會課題表達立場,這是合宜的做法。

筆者不敢說這種「有所不為」是唯一正確做法,只可說,在當前威權之下的形勢,不失為明哲保身的求存心態。當領袖認定教會毋須就政事表態,同樣指向這些教會領袖也不應宣稱支持「人大釋法」、支持《逃犯條例》修訂等。教會領袖的「有所不為」應前後一致,方為合宜。不然,教會領袖的「忽然愛國」行動,只會帶來內部的非議與不滿。筆者奉勸教會領袖,不要為了個人或組織的權力,歪曲真理,逢迎權勢,助紂為虐,成為共犯。

對會眾的「有所不為」

當教會領袖向政權「有所不為」,也應同樣地向會眾展示「有所不為」,方為合理、合情、合義的做法。近期就《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關注,不少宗派與堂會有教牧與信徒等,透過社交媒體平台自發地組合,凝聚相同背景的教牧與信徒,表達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疑慮。此舉自然引起有些宗派與堂會領袖的強烈反應與澄清,認為此等「一群XXX人」的信徒有騎劫宗派名義之嫌。

筆者理解基督新教自馬丁路德以來,本質不是「一統」,一向並存多個不同宗派。就以「信義宗」為例,本港有「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港澳信義會」、「基督教香港崇真會」、「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香港路德會」、「南亞路德會」等。再看浸信宗,同樣有「香港浸信會聯會」、「香港浸信宣道會聯會」、「萬國宣道浸信會」等。基督新教,按其傳統與體制,並非如天主教般一統,當有人宣稱是「信義人」(Lutherans)或「浸信會人」(Baptists),不存在不適當使用宗派身份,因為這個教派身份猶如「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乃屬於大公信徒共有的。

Martha Ellen Stortz 剖析權力在教會的運用,可分為三個層面 :「由上主導的權力」(power above)、「由內生發的權力」(power within)與「由我共有的權力」(power with)。倘若宗派或堂會領袖只重「由上主導的權力」,領袖就會強調其法定的權力及地位,與一般信徒有所區別。這些「在位領袖」,行使宗派或堂會賦予的權責,合法地向公眾展示其「由上控制的權力」。權力從來是互動關係,當這些在位領袖,只知由上至下強制會眾,不體恤民情,很可能會失掉信徒的信任與支持。更甚者,當領袖有權用到盡時,便會出現濫權現象,難以收拾!

任何宗派組織,教制都會有所不同,如聖公會、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等,聖職人員被賦予較大的權力;相對而言,長老制或會眾制宗派,信徒領袖同樣被授權。教制不同,權力分配便有所不同。即或是主教制(或監督制)宗派,聖職人員的權力也非絕對。任何教制之內的堂會,信徒也是共享權力,非「由上主導的權力」或「地位權力」(positional power),乃是「由內生發的權力」(power within)與「由我共有的權力」(power with)。 

每位跟隨基督的門徒,即或是少數人,自主自發地領受召命,踐行信仰,這種「內在力量」(power within),又透過「聖徒相通」互相結連,一同共享權力(power with)。當有堂會宣稱只有「官方」發出的聲明才是合法的,無疑有其法理基礎,但「合法的權力」同樣要透過「合法機制」(程序公義)來進行,如透過召開特別大會或月會,經充份諮詢討論後,投票表達,才作出公開澄清。 

權力從來是互動的,當建制組織只以職位或名稱作為合法權力的指涉,忽略了網絡年代信徒能自發地由下至上,凝聚意見,集結力量,也是權力的持份者;當建制以其權威「我們是政府」、「我們是教會」要求信徒順服,我們可以想像會有怎樣的回應。教會領袖明智的做法是「不限制、不打壓」,承認同一宗派或堂會內,會眾有不同政治訴求是正常不過的。維護宗派或堂會合一的首要,乃在於教義、聖禮與教制等,而其他事務如是否抽籤參與特首選委、是否支持或反對人大釋法等,教會領袖毋須要求會眾有一致立場。 

當教會領袖向政權與會眾有前後一致的「有所不為」,教牧與信徒自然諒解教會領袖於政治爭議中的左右為難。然而,若教會領袖向政權「有所不為」,卻向會眾「有所作為」(如召見問話、書面解釋、澄清交代等),就帶來會眾的不滿與憤怒。筆者已見不少於原來宗派聚會的信徒,不情願地離開了堂會,只因他/她眼見教會領袖持守雙重標準,對政權與會眾「有所不為」與「有所作為」存在極大的落差。不少年輕世代看不過部份教會領袖常「搬龍門」,前後未能一致,因而失望地離開了堂會,成為「教難民」(church refugees)。 

次要事應容自由表達

袁天佑牧師曾於Facebook分享 :「基督教新教重視『信徒皆祭司』的道理,信徒能發起一些合乎聖經教導的行動,關心社會,追求公義,一方面也可算是牧者教導有方,作牧者應深感安慰。另一方面,作牧者不需要常常走在前方。個人對牧養的看法是:牧者有時會走在前方作群羊的指導者,但更多時候是與群羊同行。所以有信徒自發聯署,我衷心支持,也加入聯署,與他們同行。」 

宗派或堂會只求教義、聖禮與教制等合一,次要事情則容許教內中人自由表達。「代表」與「被代表」從來是偽命題,馬丁路德改革教會時,他代表哪方?潘霍華質疑及反對《雅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 時,是他個人立場,或代表何方 ? 

筆按:這是一篇寫於2017年的舊文,可惜教會當權者不看不聽,現因應《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爭論,重新修訂內容。

編按: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部份分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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